汉李茂：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及其地理基础

今天，人们观念中的地理局限于山在哪里，水在哪里，路在哪里，矿在哪里。其实地理对历史和今天来说没那么简单。人类立足大地，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群体——个国家、政权，都从未离开过地理位置，更不用说包括空间和边界在内的疆域了。疆域是两个政权或部落空间碰撞的结果。世界上只有一个政权或一个部落就不会出现疆域，但两个政治集团的碰撞，稳定在一个地带，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地理——这种来自自然的力量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史前文化的空间组合和地理选择

汉李茂：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及其地理基础

当一个部落不断壮大、拓展空间时，往往会遇到两个障碍：难以逾越的山川湖泊、沙漠荒原等自然事物，以及其他互相对抗的部落。山川湖泊往往成为众多部落的立足之地，在环境差异不明显、地物不多的地区，部落之间在力量的较量中以强凌弱，以大而小，胜者一方为此拓展国界，形成势力范围。疆域是关系政治、国家、政权的理念，中国国家的起源是三代人，三代前是史前时代，这一时期虽然没有疆域，但为后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苏纲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史前文明与后世国家密切相关。虽然史前文明以满天群星之势分布于各地，但国家诞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类型都能按照古文化——古城3354古国的模式最终走向古国。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考察，分布在各地的史前文化类型并无优劣之分，为什么只有某些文化类型能实现与后世历史的接轨，成为文明的上班族，许多文化类型在灿烂的史前时代结束？解读这些问题，是探讨国家乃至领土地理基础的出发点。

董其昌《钟贾山阴望平原村景图》 (局部)笺纸水墨，明，28.2 x 152 cm收藏故宫博物院

20世纪70年代，苏纲琦对黄河流域的摇篮学说提出了中国史前文明的“多元多中心”学说，这一学说所伴随的是史前文化六大区系理论。考古文化是构成考古文化区系的基础，考古学代表着考古文化在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在共同地域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批遗存。这种表达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可以看作凝聚在共同社会力量下、相互联系的文化人，在共同的时空背景下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而考古器物、墓葬形式等只是识别后世文化人共性的标志。

审查考古学文化所蕴含的内涵，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地理环境。能把一个地区的人团结在一起的能力，除了共同的社会体系之外，比较完整、自然环境相似的地理单元是很重要的。完整的地理单元是保障人们无障碍交流、构成文化统一体的前提，相似的自然环境是人们从事相同文化创造的根本，地理环境不仅是人们立足的根本，也是构成文化区系的基础。苏许琦划分的6个考古文化区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文化区、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轴心的南方文化区六大区系为考古文化区，但并未脱离地理基础，要么是依托完整的地理单元，要么是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下发展，要么是通过交通纽带系统化。

在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中，中原区具有特殊的地位，突出表现在文化交流上。除巴蜀、岭南没有直接证据外，中原区与其他一些考古文化区保持着频繁的文化交流，这种心性特征是其他文化区系所没有的。中原区与其他文化区系的交流，将文化作为文化扩散的中心传达给各地，或将其他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肌体。融合过程还表现为文化传承和文化覆盖两种形式。例如，红山文化南下燕山南进入的是前者，龙山文化向西传播取代仰韶文化的是后者。中原区与其他考古文化区系的关系将该地区推向了文化融合中心的地位。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六大区系中只有中原区有这样的地位？地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龙山文化黑陶双耳杯新石器时代1960年出土于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现收藏山东博物馆

中原区之所以具有文化融合中心的地位，就在于这里拥有创造文明、保护文明的地理环境。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阐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区从部落走向国家的过程，充分强调北方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地带具有实现社会组织统一性和文化统一性的基础，其中平坦地形有利于文化交流，形成了超越部落组织的更大政治实体干燥寒冷的气候使人们及时调整社会组织和生产对策游牧民族毗邻的地理区域因战争而成为一体，出现了具有领导权威的人物。缺水的自然环境使人们在治水的共同需要下形成高级政治群体的共同生产基础往往是视政治群体领导人的祖先为共同祖先，形成宗教意识。

只要稍微分析一下童恩正论证的五个方面，就都可以纳入地理环境这一根本理念之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实现社会组织和文化意识统一的基础，由部落走向国家。创造文明离不开地理环境，保护文明也要利用地理环境。

佚名《黄河地图》绢本色、明、67.6 x 653.3 cm现藏于飞人美术馆

竺可桢在谈到气候与文明的关系时指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几乎都起源于干旱的大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巴比伦、黄河流域的周围，秦、汉、唐，是干旱的大河流域周边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干旱环境，成功地阻断了其他民族的入侵，保护了文明。与竺可桢的观点相似的是《全球通史》作者L.S .斯塔夫里亚诺斯，我已经说过，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文明的原因之一是地理——他认为中国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竺可桢和L.S .斯塔夫里亚诺斯都指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伟大文明与地理环境相关，这个地理环境是干燥的大河流域。确实，在六大文化区系中，只有中原区拥有干旱的大河流域环境。

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具备史前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具有促进部落联盟形成的地理基础。因此，史前时期同时存在六个考古文化区系，但最终影响四方，由部落发展为国家的只有这里。疆域绝不是一种理念，而是讨论史前考古文化区系之间的关系，目的不在于疆域本身，而在于疆域的开端。

《黄河南河图》绢本，清干隆十五年，38 x 183 cm现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二.黄河中下游地区向长江流域

历史并没有在部落联盟阶段停止，新的竞争、新的联盟推动了国家的诞生。夏、商、周三中国进入国家阶段，这一时期国家的空间形态具有城邦的特征。以城为邦是城邦的领土形式，作为一个国家，夏、商、周都不属于城邦，但由于地广人稀，无论方国、诸侯，基本领土的中心是城市，离城市很远、人口很少，或者仍然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整个国家的领土并不明确，但其明确的意图是通过政治和军事措施建立核心地带，通过核心地带扩大统治空间。

《史记五帝纪》年：

“所以黄帝拜诸侯为师，与蚩尤在涿鹿野地战斗，蚩尤被鸟杀。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征之，平者行之，披山通道，恐难居。东去海边，爬丸山，去岱宗。关于西空桐，爬鸡头。关于南江，登熊、湘。每北肉粥，符合釜山，邑在涿鹿阿。 ”“帝喾执天下，日月照雨，所到之处，无人不从”“唯禹之功为大，羽织九山，通九泽，定九河，定九州，各司其职，不失昏厥。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址、北发、西戎、解枝、渠廋、氐、羌族、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咸戴帝舜之功。 ”

佘名《大禹治水图》绢本色、唐、159.5 x 88.4 cm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顾颉刚提出质疑古说，认为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缘于神话传说层的疲惫。这样看来，三皇五帝的系统未必是真的。但是，三代前的历史没有空出来。司马迁在这个时代的疆域空间中包含着几个不同的概念。如黄帝时代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北连肉粥，禹治水后南抚交地、北发、西戎、解枝、渠廋、氐、羌族、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另一个说：“日月照之所对这些概念标定的地域认真研究，前者的范围与汉代的版图相似，后者的范围更广。《尔雅释地篇》年，全世界都是“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也就是全世界”，这个空间包括中原人直接占领中原政权核心区和周围，以及过去的一切地区。显然，文献中关于三代前领土的记载与三代前古代史系统一样，不具备完全的真实性。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大量物证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使领土、边境土进一步落到实处。

《尔雅释地篇》晋郭璞注日本天保十五年羽泽石经山房景宋本

从夏代进入国家阶段，夏人及从属国家、部落开始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和空间扩张。顾颉刚和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儿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等著作都谈到了三代时代领土和民族的起源地，但观点并不一致。《中国疆域沿革史》基于杨向奎的观点，提出夏人早期政治中心位于山东、河北、河南交界处，晚期西迁伊、洛河流域和山西南部；《中国疆域沿革略》夏人自西方开始，逐渐东移，认为其领土范围为郑州以西、华山以东、长治以南、伊水流域以北，即豫晋陕西三省交界地带。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民族对起源地的认识。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考古学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针对夏文化，考古学界提出了王湾三期文化经过新砻期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观点。其中王湾三期文化为夏代早期，公元前2132—前2030年。该文化可分为王湾和煤山两种地方类型，王湾类型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东起郑州，西起渑池，南起帘川，北达济源。煤山类型主要分布在嵩山以南颍河、汝河流域。新堡期遗存时代位于王湾三期和二里之间，得名河南新密市。

新堡遗迹2016年

新堡遗迹的城墙和护城河遗迹

二奥遗址位于洛阳偃师市，文化底蕴蕴藏着夏代晚期和早商期不同时代的埋藏。二中文化分布范围广，中心位于河南洛阳、郑州和山西西南部运城、临汾一带，向西进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商州，南至鄂、豫交界带，东达开封一带，北达沁河。范围内还可划分为二个中头、东下冯(山西夏县)、牛角岗)、河南杞县)、杨庄)、河南驻马店)、下王岗)、河南淅川)五种类型，五种类型中二个中头类型属于核心文化，其他类型考古成果将夏代早中晚期的核心区落实到嵩山南北地区，这一地区与《中国疆域沿革史》观点相近的考古学界提出嵩山南北地区是夏的核心，与《史记》刊的《夏帘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为其南，羊肠为其北》基本相同

二里头文化铜圆形器于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VI朱现出土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钉纹青铜爵于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奥遗址VIIKM7，现收藏于二奥夏都遗址博物馆

考古学界在确定中二文化核心地域的同时，也探讨了中二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的关系，指出在中二文化周边甚至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可以看到中二文化的元素，在中二遗址中也发现了具有周边文化元素的遗物。总的来看，在双向交流中，两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占主要地位，其他文化对两种文化的影响小的时期来说，二中文化二、三期对其他文化影响大，四期主要受下七垣、岳石等文化的影响

在文化的出口和吸收中，两中文化对东方的岳石文化主要是吸收、接受；关于江淮、江汉、巴蜀、晋中盆地、甘青及北方草原地区以文化出口为主；与江南的马桥文化之间吸收和输出是对等的。以二里文化为中心形成的文化辐射区不能说是疆域，只能看作是影响范围。

绿松石兽面纹铜牌装饰于1984年出土于偃师二奥遗址的VIM11现藏于二奥夏都遗址博物馆

绿松石龙形器于2002年出土于偃师二奥遗址VT15M3，现收藏于二奥夏都遗址博物馆

商人起源于东方，《中国疆域沿革史》和《中国疆域沿革略》被认为是商人的祖先来自渤海湾附近。商人原是与夏人并立的部落，后来反复南迁，在南迁中进入中原，毁灭了夏人建立的国家。历史学界这一观点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考古学将商代文化分为几个时期，即先商和商代的早、中、晚期，其中先商时期指的是汤前商人各代先祖所处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下七垣文化。考古学表明，下七垣文化的核心是从流水到河南省杞县，商人的祖先早期活动在河北保定以北，与历史学界提倡的渤海湾附近极为接近。此后，商人的活动范围不断向南移动。《尚书》序载：“从契到成汤八迁，汤开始住亳。 ”据王国维《说亳》考证，汤所住亳位于今山东曹县，汤后商人经过多次迁都，最后迁都今河南安阳。

兽纹爵

织网商代前期现藏故宫博物院

商人的空间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被考古学定义为早商时代，是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开始建设和使用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人开始经营“夏居”，从偃师开始以郑州一线为中心向晋南扩展，后来随着商人势力的壮大，逐渐向西扩展到陕西耀县、铜川一线。东至整个豫东地区，不仅取代了原有的岳石文化，而且在泰沂山脉北侧的济南大辛庄一带都是商族势力范围。东南江淮地区，商人势力已达到巢湖以东部分大城市；南部形成以湖北黄陂盘龙城为中心的巨大遗迹群；北上广商都回到太行山东部一带，不仅覆盖了先秦时期下七垣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而且远达太行山北侧壶流河流域。中商至晚商期间，商贾西、南活动区域缩小，但仍南至淮河一线，西至关中西部。

磁县下七垣遗址先商时代的陶鬲

磁县下七垣遗迹的先商时代的比赛口罐

磁县下七垣遗址商代夔龙蝉纹鼎

磁县下七垣遗址商代带铭雷纹提梁卣

商人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的过程中，远近不同，管理方式逐渐不同，《尚书酒诰》年：“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是在外面穿衣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尚书》篇，用更明确的文字记述了五服和九州制度。文献记载的五服制度与考古成果相辅相成地证实了领土从核心区向边疆的渐进过程。《禹贡》写于战国初期，年代在三代之后，而五服的空间理念在三代已经形成了思想基础，因此，《禹贡》《周礼职方》《吕氏春秋》《尔雅》也有类似的概念。认真分析五服、九州所蕴含的空间理念，可以发现它们既不属于同一空间系统内，也不属于同一时代。九州反映了王权下对天下空间划分的理念，各州不仅因山川不同而享有具体空间，而且与中央保持着一定的朝贡关系。这应该是西周分封制出现后产生的理念。与五服不同，它的空间分割不过是由距离形成的圈层，以甸、侯、绥、要、荒五百里为半径形成的圈层，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了概念上的空间。概念空间的出现是领属关系松散的反映，这样的时代必须是夏商两代。和我的这种看法一样，葛剑雄指出：“九州制是对未来的构想，而五服制是对过去的理想化。”

《九州总图》及《弼成五服图》载于《钦定书经图说》清孙家鼐等编清光绪三十一年内府刊本

夏、商期正处于国家制度实施初期，无论夏人、商人，新拓展的空间不仅远离核心区，而且属于国家领土新的增长点，而且这里的人口还属于“外人”。对于这种区域的管理，当然不能等同于自己总部的核心区。五服制度不仅表现出从核心到边缘逐渐远去的关系，而且实行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唐晓峰《殷商“外服”农业发展在国家领土扩张上的意义》文指出，商代不仅有内服和外服两种职官，核心区和边缘区也存在相当大的内服和外服功能两种空间。外服作为农地提供，也是诸侯征兵之地。外服的出现是商人超越部落边界扩张领土的结果，也是当地民族逐渐受到商人统治的新的国家地区。

商人直接掌握区外，分布着许多属于其他文化类型的部落，他们与商人有各种关联。东方是商贾不断发展的地区，长江下游一带湖泊的知识分子，长江中游东南及湖南湘江、资江下游地区和澧水、沅江中下游和江西鄱阳湖、赣江中下游等考古文化，四川三星级文化，陕西关中、山西南部及位于内蒙古中部的朱开沟文化和东部、辽江甲骨文中称为鬼方、人方、土方、杯方、井方、羊方、羌族的人和部落必须在这些考古文化所代表的区域内。商人与这些方国、部落交汇，使中原人的视野从黄河流域一步步开阔。

甲骨文及其拓片现收藏于山东博物馆

周人起源于西方，兴起后继续向东发展。传说周人先祖后稷生于邰，史学界对邰的位置有陕西武功县和山西闻喜县两种观点，但未经考古学证实。遂公刘至豳、古公亶父居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鳌即今陕西郢县、岐山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丰、镐位于陕西西安市西南郊泽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该时期周人的基本活动区域位于洼陷、渭水流域，形成了自西向东的迁徙通道。周武王克商后境土再向东扩展，通过分封制层层控制疆域空间。西周时经过两次分封，周武王将宗室周公旦封为鲁(河南鲁山)，将召公奘封为燕(河南郻城)，将异姓功臣太公望封为吕(河南南阳)，并将同姓贵族叔鲜于管(河南郑县)，叔伯于蔡(河南上蔡)、叔公霍(山西霍县)叔公此次分封先迁旧封之地，再传周公之子伯禽至曲阜，太公之子至营丘(山东临淹)、燕)河北苫县(康叔于卫) (淇县)、宋)微子启。西周时期的宗周成周是周人的核心，初封时也在这一带形成了姬姓集团的主要统治区域。成王时期周公东征成功，周人统治区域大幅向东扩张。随着这次空间的扩大，周宗室的封地以更封的形式同步东移，在周天子王畿之外形成了一级政治圈层。西周中期南征与荆楚等的关系更为松散和疏远

姚文瀚《周武王像》载于《历代帝王真像》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进入东周阶段，周天子逐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随着春秋五霸的兴起，战国诸侯群雄逐鹿，以一地为中心的圈层空间格局逐渐弱化，在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原本存在于列国之间的广袤土地逐渐合二为一，为城邦走向领土国家奠定了基础。在土地空间连成一体的同时，以华夏文化为底蕴的诸侯领地也逐渐向四方扩张。以春秋五霸为首的“尊王攘夷”不断推动周边戎狄蛮夷同化。另一方面，在五霸中，齐、晋、秦、楚、吴或与戎狄、蛮夷为邻，或因自身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无论是他们指挥下的“尊王攘夷”军事行动，还是自身文化走向中原，都拓展了华夏文化的空间这时，进入不仅齐桓公而且北征的战国，齐、楚、秦、燕、赵、魏、韩七雄相继开辟了疆拓土。其中以楚、秦、燕、赵疆土扩张最为突出。楚人渡洞庭湖，进入湘南、资、沅、澧流域，统治鄂西、湘西等地，挺进广西、贵州、云南。秦人把自己的力量延伸到泾水、渭水的上游，渡过秦巴山地巴蜀，再把边境推向西南。北起东胡，地远千里，领土遍布辽东、辽西一带。赵人自武灵王“胡服骑马”，北击东胡、楼烦，北扩土至阴山一线。到战国末期，诸雄已将界土东北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北达阴山一线，西至泾河流域，南至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等地。

《春秋列国图》载于《今古舆地图》明崇祯十六年山阴吴氏刊本

今天我们探讨疆域变迁，就是用后人的眼光看前人的成就。当历史早已过去，前人走过的道路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事人可能并不一定制定计划，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清楚古人行为的目的和最终取得的结果。夏天中原土著、商人来自东方渤海湾沿岸地带，周人来自西部黄土高原，他们共同前往黄河中下游所处的中原地区。这种倾向来源于史前时代，但真正以一个部落为中心统治该地区是从三代开始的。三代时期不仅将黄河中下游地区建设为“中原”，而且完成了黄河中下游与江淮地区的政治、文化一体化，其中包括夏、商、周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崇尚。这是“华夏”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原政权或“中国”的象征。三代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确立的文化属性虽然不属于疆域，但却为领土国家疆域奠定了精神认同的标准。直到战国末期，政治上还是列国分立，华夏文化所及，已经跨越淮河，到达长江流域，实现了河流两大流域文化的认同，为政治统一奠定了基础。

赵干《江初雪行图》绢本色，五代十国，25.9 x 376.5 cm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以农耕区为中心的疆域拓展

现代地理学根据综合自然条件，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三个自然区，三个自然区中只有东部季风区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黄河、长江不仅是中国的两条大河，而且其流域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农耕区，河流两流域连成一体后，农耕区成为中国疆域的核心，以此为基点开辟疆拓土至关重要。

金廷标《春野新耕》绢本彩色，清、97.8 x 47.1 cm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领土扩张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人口增长、资源获取以及政治、军事需求等。秦统一六国后，中国进入了以郡县制为主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不断突破农耕区边界，走向草原、走向沙漠……推动清领土扩张的动力不是来自人口，而是政治和军事因素占主导地位。构成这些盛大王朝版图的辽远之地，一方面来自中原王朝遵循政治军事目标的开疆拓土，另一方面来自非农业民族的勾结和他们建立的政权。秦实行郡县制的管理，这种管理体制把整个国家从国都纳入到边疆统一的政治体系中，边疆通过边郡的设置得以彰显。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一统”。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此时三十六郡境内北临长城，南至今浙江、江西、湖南、四川，西部仅陇右一带。后北征匈奴，“兴师过江，平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10]。从三十六郡增加到四十八郡，新增十二郡，除内地旧郡外，设在边闽中郡和岭南三郡平定百越后，北郡数没有变化，九原、北地、上郡等边郡辖西秦从三十六郡到四十八郡，边境地区为

《秦初并天下图》及《秦郡县天下图》载于《今古舆地图》明崇祯十六年山阴吴氏刊本

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大幅开辟疆拓土始于西汉。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周边民族逐渐强大，边境接壤，互相伸缩。秦亡汉兴，西汉初期南北边陲皆内缩。今浙赣东瓯闽越入汉封王，不直接隶属朝廷。岭南赵佗生活在南海、象郡、桂林，自立为南越王，北匈奴人南下，占领河套和秦代开垦的“河南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北连匈奴，收复秦“河南地”，提供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征辽东、朝鲜，东北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辽东四郡；南征南越、平东瓯、闽越；西南改五尺道、零关道通西南夷；西北通往“丝绸之路”，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汉昭帝时，又设金城郡，管理甘肃、青海一带。

仇英《上林图》 (局部)绢本大青绿，明，53.5 x 1183.9 cm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边郡的位置指示了边疆的基本方向，根据地理意义把边郡的位置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极限，这意味着汉代东、南的边郡都是边海，边海达到了陆地的极限。西临越岭、沈黎、汶山、金城等县濒临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高寒环境是农耕民族难以逾越的环境极限。地理界限的边疆，自然形势构成了天然的屏障，这里的边境县一般比较稳定，即使发生分裂也不会持续很久。另一种类型的边郡靠近农耕区边缘，或者是非农耕区内设置的宜农地带。如辽西、辽东、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五原、云中、朔方、西河、上郡、北地等县靠近农耕区边缘，河西四郡乃至西域都护府则设在非农耕区的宜农地带。我国西北气候干旱，光靠降雨不能发展农业，只是河西四郡和祁连山冰雪融化能形成绿洲的河西四郡一样，西域都护府所在的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和西域诸国都建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上，是绿洲回顾历史，这样的边郡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农牧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武力争雄常在此发生，是政治、军事力量挤压下，离合最多的地带，也是历代王朝全力统治的地区。

汉武帝时期，新设郡、县设郡地区新设郡、县河西走廊武威(甘肃武威)、张掖(甘肃张掖)、酒泉(甘肃酒泉)、敦煌(辽东地区乐浪)、朝鲜平壤南)、临屯(朝鲜江陵)、真番(朝鲜平壤南)、玄) )、朝鲜日南)越南广平)、大象西南犍为) (贵州遵义，后迁四川宜)、越嶺(四川西昌)、沈黎(四川雅安)、汶山(四川茂县)西汉末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土地合并日益加剧，国势也越来越弱王莽政权想解决土地问题、流民问题等动摇国家根基的大事，但他的措施并没有缓和国内危机，反而激化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部落的矛盾，使周边民族纷纷内进。王莽之后，历经红眉，再到东汉立国，政权不断更迭，几十年内战缠身，无暇外心。再加上东汉迁往洛阳，地处边陲，边境的缓急与朝廷的安危不如前朝那么紧张。因此，周边民族经常南下。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为南北单于，南单于率部称臣东汉王朝，居于五原，并宣称“愿永远成为屏障，拥护北虏”，从此边境上相安无事。南独住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另一部分分别迁居北地、定襄、雁门、代郡。起初，南匈奴起到了保卫边疆的作用，但东汉王朝为了应对周边民族的入侵，除了依靠南匈奴外，没有其他有效的措施，边境的和平也得不到长久的维持，不仅是边疆郡，曾经是前朝首府的三辅也“被寇扰乱”。所以汉安帝在永初五年被迫“诏陇西徙襄武，稳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雅”。陇右、陕北的四郡本是游牧民族南下的要冲。四郡接近关中不仅是治所的迁移，附属郡县的农耕人口也随之南下。东汉一代边郡的内迁并未就此停止，但建安二十年( 215年)又一次“置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一县领其民，合为新兴郡”，新兴郡治理了今山西忻县。搬迁后的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新兴郡的位置是当时东汉王朝统治的最北端，四郡以北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四郡以南是临时农耕区。

东汉时期边郡内迁与农牧交错带南界

东汉期间西北疆域缩小，但西南地区进一步发展。公元69年，住在益州郡西部今云南澜沧江以东的哀牢夷人皈依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当地建立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东北)。四川、云南西部越嶲郡的邕都夷大羊诸部，蜀郡西部都尉的重都夷白狼、槁木、唐菆诸部，也相继皈依东汉王朝。东汉政府增设蜀国属国，以犍为属国，统治新归属的诸部落。东汉王朝直接治下的领土，“东乐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门、西南永昌、四履盛，数胜西汉”。

《东汉郡国图》载于《今古舆地图》明崇祯十六年山阴吴氏刊本

魏、蜀、吴三国到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各自为政治中心，形成多个政治中心，疆域变化特征也不一致。史念海曾用“北踏土，南扩地”恰当地形容这一时期疆域的变化。三国时期的吴、蜀两个政权分为长江流域，它们的存在加强了对东南、西南地区的开发和政治控制，吴国征服了山越、蜀人平南中，对这些地方原有的松散管理更加实质化。曹魏政权地处北方，因平乌桓而幸保辽东，但西北边郡并未恢复。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的创始人以非汉族为主，但他们大都放弃了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选择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农耕区，表现出明显的外向内、周边向中原的空间迁移趋势。因此，讨论这些政权，就建立在农耕区的政权的统治范围而言，在匈奴、鲜卑、氐人、羌人的南下表现为内缩。但无视民族属性，西北地区通过非农民族驻地延伸。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最多的地区位于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和毗邻的青海湟水河谷牢牢掌握在西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政权手中。燕山以北和辽东一带在前燕、后燕、北燕、南燕的统治下保持着基本疆域的方向。南北朝时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由草原逐渐过渡到中原，北方草原地带的柔然代替鲜卑人。北魏修建长城的同时沿边自东向西设置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沃野)的南北朝政权

陶彩骑男俑北魏，23 x 21.4 cm现藏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在朝代时期形成了不同的阶段，随着各朝代的兴衰，边疆也反复扩大和缩小。隋唐时期统一帝国再现，南北重新归属一个政权之下，但边疆仍然上演着与过去历史时代相似的剧目。不同的是中原帝王改姓，周边旧民族消失，新民族崛起。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谷浑、回纥、吐蕃等取代了魏晋北朝时期的“五胡”民族，这些民族在北方草原上驰骋，在与中原政权的竞争中，或南或北，或东或西、南下时占有大量农耕区土地，内附时把辽阔的草原交给中原政权列举的是隋唐时期中原政权和周边民族以疆域为主题的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北方的离合仍然占主体，西南也在反复。

胡瓌《卓歇图》 (局部)绢本设色，辽，33 x 256 cm藏故宫博物院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北以疆域变化最大，后晋时期失去“燕云十六州”，中原政权北以白沟——雁门关线和辽王朝为界。北宋时期北方也保持了这一边界，与西夏政权大致沿横山——六盘山一线形成了边界。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时期，两政权以秦岭——淮河为界。两宋时期中原政权北面、西面的边境地区大大缩小，但非汉族建立的辽、金乃至云南大理国却大大扩大了疆域。特别是辽、金两政权的创始人契丹人和女真人凭借马背上的生活优势，向西进入中亚草原，向北前往外兴安岭。蒙元时期疆域再次扩张，元朝统一后疆域北侧越过蒙古、贝加尔湖进入西伯利亚，南至南海，西南今包括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

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与周边部落、政权关系部落、政权要案隋中南半岛隋炀帝时期的平林邑(越南中部)，设比景、海阴、林邑三郡。西南隋文帝时期经营云南，设恭州(曲靖东北)、协州(昆州) )昆明)，不久就叛了教。开皇十七年遣史万岁南征，平此后没有遵守。吐谷浑隋初，吐谷浑扰弘州(甘肃庆阳)、旭州(临潭)、汶州(四川茂县)、廓州(青海西宁)。隋军攻破吐谷泥，设西海郡、河源郡、鄯善郡、且末郡。隋朝初年，突厥南下，临渝、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宏化、延安六畜咸。开皇十九年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于此，后移居五原，夏、胜两州之间自由放牧。开皇十九年末，突厥大乱，东突厥奔漠北，西突厥奔放吐谷浑，迁启民可汗成为羞口，突厥大可汗。朝鲜半岛隋代从开皇18年到大业9年征服了4次高丽。唐突厥唐初，突厥项利、突利可汗举国南下，入邠州赴渭桥，唐太宗亲征。贞观二年突利可汗降，依序在邠州至灵州分突利故地设佑、化、益四州都督府；颉利之地设六州，左设定襄都督府，右设云中都督府。贞观二十三年，在西突厥设立瑶池都督，在法庭州立足。高宗永徽三年，西突厥复统，寇庭州。显庆二年唐平定，濛池都督府(滇河东)、昆陵都督府(滇河西)。西突厥在各国设有州，统一安西都护府。唐太宗设燕然都护府，设铁勒降部。周龙朔元年，回到周犯身边，唐朝在天山将其攻破，设立汉海都护府。贞元三年，德宗以亲生女儿咸安公主之妻回周王。吐谷泥贞观早期在吐谷泥寇岷、洮、凉、兰等州，贞观九年平之。高宗总章二年，吐蕃大败唐军至大非川(青海湟源县)，吐谷浑入吐蕃。西域贞观十三年，唐军入吐鲁番，高昌去世，次年唐设西州，设安西都护府，高宗显庆三年迁龟兹。贞元五年北庭沦陷西藏，不久西州也沦陷了。吐蕃贞观八年吐蕃攻吐谷浑，取青海西南之地，继党项后攻之。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收藏，中宗景龙三年金城公主收藏。非川战败后，吐谷浑陷入吐蕃，云南、河西、陇右被困吐蕃。仪凤中吐蕃攻占龟兹、疏勒、耆、于阗四个城镇。武周长寿了两年，恢复了四镇，在龟兹设立了都护府。 “安史之乱”后，西域陷入西藏。建中四年的唐蕃清水会盟、盟文说：“今国守护的边界，洼州西为筝峡(洼水上流)西口，陇州西为清水县，凤州西为同谷县，剑西南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至兰、渭、原、会，西临临洮，东至成州。挥剑在西南边界磨砺若干野蛮行径，渡水以西南为蕃界。贞元二年藏寇时，洼、陇、邠、宁、盐、夏、银、麟诸州多陷。宣宗时唐取原州，来凤翔、秦、宁、陇、渭、凉诸州。沙洲刺史张义潮定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州。云南太宗时期打西爷，近其地，置望、览、丘、求五州。高宗时代定洱，楚二海。 738年南诏于太和城立国。 756年，吐蕃、南诏联兵入寇，取嶺州据军(会理北)、清溪关。唐德宗出兵，打败蕃、诏联盟，南诏臣在唐。文宗起初再次陷入嶀州、戎州(宜宾)、邛州)邛崃。朝鲜半岛贞观年间唐太宗亲征高丽，高宗重征朝鲜半岛，将安东都护府设在平壤，开元年间占领朝鲜半岛北部为渤海国。

随着大明王朝的成立，蒙古人北回草原，明代北疆大致沿阴山南麓达白河一线，永乐年间从北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修筑长城，沿边带辽东、蓼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明初且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有辽东都司(明的北部地区在与蒙古族的战争中基本上被保护在农牧交错带的边缘，但在其他一些方向仍然保持着优势。明初在西藏设立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在青海、川西设立轮甘都指挥使司，在拉达克地区(克什米尔)设立露力斯军民元帅府。西北长城外，明前期亦力把里(伊犁(嘉峪关一带设立哈密卫，进行过统治)。洪武年间继承了元代西南边境的土地，设立了六个宣慰司。其辖下进入今泰国、缅甸、老挝境内，16世纪后半期西部缩小为迈立开江、萨尔文根一线，南留景栋后进入缅甸，明后期车行中宣慰司南界与今相同，老挝北部孟乌(今孟乌怒)、乌乌乌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海洋的经营并不重视，但明代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仅继元朝之后继续在澎湖列岛设立巡检司，而且郑和下西洋，响彻海外，构成了南海诸岛、钓鱼岛或大陆渔民出没的地方，或是海疆的边界。

《沿海山沙图》刊于《筹海图编》明日启四年新安胡维极重刊本

细数历代领土变迁，各种政治军事事件融入历史时空，留给后人深刻记忆。然而，历史上民族争雄武力的拮抗，为什么会发生在如今的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宁夏、甘肃一带，却鲜为人知。也很少有人认为，决定和制约领土伸缩的力量，除了政治、军事之外，还有地理基础。回顾边疆一切政治、军事事件的发生地，一个清晰的地理地带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降雨量制约着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是农业生产需要雨量的基础，边界线以东以南地区雨量充沛成为农业长期稳定的产区。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向西向北，气候越来越干燥。这片深深的欧亚大陆心腹之地，只有小绿洲地带才能得到高山冰雪融水的滋润，广袤的高原山地不具备农耕生产条件，成为畜牧业基地。

吕文英《江村风雨图》绢本浅江、明、170.5 x 103.4 cm现收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在农业和畜牧业之间，耕作在土地上的农民面对骑马的草原民族，似乎并没有过上什么优势的定居生活，却成为了保护疆固土的法宝。即使是国力最弱的王朝，国家保护的疆域的底边也不是军事要塞和封锁之地，而是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地带——年降雨量400毫米等的降雨量线。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基础线，也是新疆土的生长点。这条自然界线虽然人看不见，但以潜在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军事行动。在这种自然力量的支配下，无论是农业民族还是非农业民族，人们的行动空间都像一个钟摆，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值有规律地往复摆动，向左或向右运动，一旦失去动力，最后停留的位置就是横跨左右中心线——大地的农牧交错带。

年降雨量400mm等值线与秦西北边郡的位置关系

清朝以前，各个朝代的周边民族的归属都不一样，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弹性土地之争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带。农牧交错带是新疆土壤的生长点，也是疆域内缩小的终止线。清朝面临的领土局势不仅与以往中原王朝截然不同，而且与蒙古帝国也不一致。蒙古人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有了西、北。在此基础上实行外和内领土路线；满洲人只有东北，内地及其他各边都不在统治之下，所以仍然采取内外领土路径，但与前朝不同，清人在北方奉行连蒙政策。 16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漠西、卫拉特蒙古三部分，在清人入关前就已与漠南蒙古建立了隶属关系，漠北喀尔蒙古也归清人管辖，到17世纪末，内蒙古全部属于清国版图。南、北两个蒙古的归属，使农牧交错带融入边境土心腹，同时使疆域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南岸，向西到达西域。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先后入侵无南、漠北两个蒙古，与国外势力建立了联系。面对西北边陲危机，清廷先后出兵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平定准噶尔和回族的大和卓势力，统一西域。从地理意义上说，清王朝对蒙古准噶尔部和回部大小卓的一系列战役，争夺的空间越过农牧交错带，涌向中亚草原边缘。中国历代王朝也有将边境土向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以西以北扩张的事例。其中，汉唐两代的拓土西域尤其受到历代的称颂。然而，必须说明一个事实，所有清王朝以前的历史，都没有持续稳定地获得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以西以北地区，而是在王朝国力强盛时期开辟土地西北，国力衰落时固守农牧交错带。只有清朝的军事行动突破了这个农耕民族保护疆固土的底线，不仅把疆土扩展到了中亚草原，而且稳定、可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在光绪年间设置了新疆巡抚，将其置于与内地同等的管理体系之下。

郎世宁《乾隆皇帝大阅图》绢本、清、332.5 x 232 cm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必须承认的是，中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初康、雍、干三世对西北军事行动的重要政治地理意义，而西方学者——法国人焦耳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这一切对中国领土意味着什么

“乾隆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的吞并，标志着班超时代以来18世纪中国实施的亚洲政策实现了追随目标，即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向草原发起反击。 ”

格鲁提到班超的时代，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汉武帝和郑吉的时代。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农耕民族在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以疆土扩张为目标进入草原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的反复。最终跨越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疆土牢牢固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地区的，不是汉武、唐宗，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的时代。如果说中国疆域的扩张经历了黄河和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扩张和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阶段基本决定了泷大国的基本版图。

与西域同样具有重要地理意义的是西藏，继元朝对西藏实行两代人的管治后，1727年清廷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处理前后西藏事务，继续担任西藏总统。台湾正式划入中原政权行政区是在康熙朝，1683年在清军澎湖海战中击败郑氏水师，台湾进入大清帝国版图，划归福建省管辖，1885年台湾省成立。列强进入中国之前，清王朝的版图不仅辽远，而且拥有超越汉唐时代的完整领土。

《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纸本墨印，清嘉庆十六年，148 x 235 cm厘米现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从史前时代到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缔结，中国领土都处于有域无疆状态，几千年内领土不断伸缩，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连成一体，国家控制范围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延伸，首先完成了农耕地区核心区域的政治文化认同和边界土弥合。随后以此为核心向周边扩展边境土，其中主要离合纷争发生在北方农牧交错带，该地区在疆域变迁的旋转起降中承担着起点和终点的双重作用。清王朝突破农牧交错带，将南北蒙古、西域、青藏高原融入大清版图。回顾历史，左右中国领土变迁的动力来自政治、军事，而从宏观角度看，其中遵循的是受地理因素控制的环境。历史疆域变迁的三个阶段分别在空间上构成三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地理环境都不同于资源存量。由于中原政权来源于农耕民族，首先弥合和扩张的范围是自己熟悉的农耕环境，然后才能将领土扩展到非农业生产地带。在领土扩张中，每跨越一次某种地理障碍，就意味着进入新的环境地带。因此，唐代人提到西域，留下了“西出阳关无故之人”的诗句。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人们仍然把清初的十八个省称为“总部”，“总部”强调农业生产环境的共性。而十八省之后设置的各省处于农业生产尚未纳入主流的地方，新疆处于西域，台湾属于海岛，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也处于尚未进行农业开发的寒荒地，至于西藏、青海、乌里雅苏台将军之地，则属于非农产区从《诗经》年的“普天之下”到大清帝国所拥有的四至八道，“天下”已经增添了许多内涵，几千年内多民族融合，共同营造了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蓝天。

本论文选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