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5-79000专题|刘学：《周书》校本出版

《周书》修订版，中华书局，2022年11月版

《周书》是记述北魏东西分裂后西魏和北周政权的纪传体断代史，中华书局订校本由前辈史学大师唐长孺先生负责整理，是《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出版的第一部。从计划开始，到1965年建校、制版支付、最终出书，棉历十几年，其间的种种原因，只有通过遗留的书稿档案才能看到鳞状指甲。

1958年，国务院领导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中华书局正式启动了二十四史整理规划。同年10月制定的规划中，整理二十四史分为标点本和普通本两大系列，分别需要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集注本中清初李清撰的《南北史合注》芜菁粗糙，此后的考据和石刻文字等资料几乎看不到，南北各史的混乱和谬误比其他各史多，因此有新编《南北史补注》的构想。但是，二十四史的集注本始终未能落地实施。同年第一部《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图1】中，南北朝各史分别由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负责，其中北朝四史( 《魏书》0《周书》0《北齐书》5 )和《北史》五

图1 )标点二十四史(普通书)约稿计划

这个时期的学校整理在各大学展开，实际的展开工作比计划的完成时间晚。 1960年底，武大历史系内成立了学校点组。唐长孺任组长，姚薇元任副组长。团队成员还包括陈仲安、石泉、赵婷、陈庆中、曹绍廉、谭两宜，正式开始了校点工作。初步整理计划是“先做《隋书》 ……剩下的三史，马上完成《隋书》并继续”，《周书》是《北朝四史》中最早整理出来的，规模较大的《周书》《周书》由于这一阶段尚未涉足的校史组也首次开展校史工作，标点符号和校勘形式尚待探索，加之时间任务紧迫，初期也面临一些困难。 1961年1月，在赵守给武大历史系《魏书》元的信中，赵老师特别写道：“各项历史校队工作，奉上级指示，要求早日完成；但更重要的是保证质量，努力使这本校勘标点本成为超越前人的最好笔记。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很高的校勘标点符号要求。校勘工作的四个方面(引导者指定版本吸收学校、本校、他校、前人的成果)，要做好需要非常认真细致。 ”在这封回信中，还提到了总结的校勘工作的10个具体原则【图2、3】。

1 .改变根本时，需要简单说明根据和理由的校记。改字要慎重，难以肯定的和根本通用的，没有必要改。

2 .底本没有改字，但如果另本或该书的异文可以参考，或者某家语言有道理，可以做校记。

3 .附册或其书错，底本无误者，不入校记。前人说，如果我们认为不合适、错误，学校的记录也没必要提。

4 .各书之间的虚字出入本书与本史的另一个文字差异，文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都可以不写校记。

5 .与其历史及类书对照调查，重点记录人名、地名、官名、时间异文及文义不同者，史实差异不入校。前人对史实的考证也按此原则办理。

6 .各本对校是最基本的校对工作。版中可以解决的问题，校勘记只是说根据一本书修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涉及别的书。有的人家说做某个字，应该删掉某个字，但是我们给学校做的笔记里有符合他说的[法]的。最多在“据某本书”之后补充“有的人家说要造某个字”。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可以举出旁证，但要尽量简明。

7 .对于已经发现的问题，如阅读前人的校勘记和历史书等，在校勘记被引用时，一律指出是哪一种说法。

8 .殿本《考证》作为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一，可以运用诸条纳入新编写的校记中。即使以殿本为底本，《考证》也不再印刷。

9 .校勘记对采用各本、各本、各家说法的称谓应一致。可以使用简称，但请避免前后的差异。在将来的出版说明中请列举录用文献，并附上简称。请确保勘记文字的写法也基本一致。

10 .校勘记以一卷为单位，将来附在每卷末尾供读者核查。

今天回顾这些原则，仍然是校勘整理古籍的重要经验，基本上也被今天的修订工作所吸收。

图2 )赵守俪回复中提出的勘工作十条原则( 1961年1月6日) ) )

图3 )赵守俪回复中提出的勘工作十条原则( 1961年1月6日) ) )

这一时期，书局与校队有过一些书信往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4月石泉老师的来信【图4】。石老师在信中说：“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去年年底以来，我在我系参加了你们局组织领导的校勘和北朝四史工作。因为没有经验，我们拐了一条路，进度很慢。我们也一直在摸索，希望找到多快又省的方法来提高新版本的质量，加快工作进度。 ……我们现在的工作进度和工作情况(比如病号很多，总是只有四五个人工作。到了最近，不能全部时间工作。工作质量不齐全，方法也不多。副组长姚薇元老师上课忙，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 )，年底前北齐、北周二书(约40万字石泉老师在附件中提出三条建议【图5】，其中第一条建议为《北史》 000 但是，这种关系太大了，打破了千几十年来三书的现有形式，存在着各书残缺不全的情况和复杂性。之后，书局在征求专家意见后，没有采用，只是在订购校本的校勘记中对阙卷和后代的增补情况进行了说明。

(四)石泉先生来信( 1961年4月12日) )。

图5 )石泉老师信后附的建议

因为古籍校勘手续复杂，一开始分学校、本校、他校等步骤办。 1961年5月，赵守在去武汉、济南的出差报告中说：“《校点〈周书〉小结》、《魏书》本校和《北齐书》的校勘可以在暑假前完成，再过7周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了。” 从7月8日事务局收到的卷11《周书》校对记初稿来看【图6】，学校点组也确实是先我校和学校《周书》的工作，但《北齐书》卷数量庞大，翻检不容易，所以学校的工作

图6 (中华书局1961年7月8日收到的《北史》校勘记初稿

但由于校队成员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一直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受编写魏晋南北朝史教材任务的影响，时有辍学，《晋荡公护传》未能完成武大而彻底的校队。 1961年底，书局有借调点者进京集中工作的动议。据赵守元邻里策划的《关于借用各历史学校领导问题的建议》【图7】介绍，“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南北朝八书。武大为了教材任务，不得不暂停北周、北齐两书。 ……武大负责的《北史》失败了，《册府元龟》也完成了校正，在最初的时候完成了。就进度而言，我们可以考虑借用唐长孺老师。但是，考虑到他正在写教材，学部承担的教育任务很重，……计划作为第二步进行。 ”这次借用动议主要针对负责南朝各史的山东大学，促使第二年王仲荫老师调往北京。 1963年，经过四年的工作，二十四史点学校的进度依然缓慢，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指示整理各史要在次年内完成，最终于7月15日教育部正式批复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四所( 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图8 )、唐长孺发刊计划时间为“1963年内完成《周书》、《周书》，1963年内完成《周书》、《北齐书》”。此时《北齐书》已接近完成，需要补充的工作不多，《周书》《魏书》尚未进行。

图七)赵守)《关于各历史学校负责人借调问题的建议( 1961年12月11日)》

图八(教育部《借教师来北京学校订购《北史》发文( 1963年7月15日) )。

1963年秋，唐老师和他的青年教师助手陈仲安来到西郊翠微路2号大院中华书局办公，开始了三年翠微校史的时光。到1965年，《周书》整理完毕，拟发稿，书局留有《魏书》【图9】及相应的讨论记录。该文件由唐、陈二人撰写，古代史小组提出在座谈会上讨论。据《北史》记载：“令狐德棻《二十四史》目录的真面目已隐若现，大体宋本与原貌相近，但其总目与分目已互异，南本以下有更多动作，殿本进更多今天修改目录不需要一一动手，为了方便读者，人名应该大幅增加。” 将列传部分分为正传、附传、附见三个层次，分别以不同格式编入目录。讨论记录页上附有郑天挺、王仲荦、宋云彬、卢振华、冯家升等各史负责人，查看书局赵守俪、肖项平的发言要点，讨论底本的旧目、新目的关系，以及两种升降依据和各史及相关特殊情况等。从校本出版后的目录来看，《周书》为支付型，并未完全采纳《重编周书目录的几项原则》的意见。

图《原则》

《周书》支付型之后，唐长孺老师写过出版说明，预计第二年出书。但是，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许多专家学者受到了错误的批评和不公的对待，书局也停止了工作，集中进行了运动，学校被迫停止了工作。结果二十四史点校本在《文革》之前实际上只出版了前四史(最迟1965年出版的《周书》 )，三年翠微学校史的完成品是支付型未印刷的《原则》《重编周书目录的几项原则》《周书》 0755

1967年5月，戚本禹“中央文革”组成员指示书法局在一两年内完成，用上一阶段能参加工作的“旧人”，表示学校订单工作暂时恢复。 5月8日至12日，书局赴武汉大学出差，了解当时领导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和“文革”一系列群众组织以及唐长孺、姚薇元、陈仲安三人的情况，“我们和各组织取得联系后，他们分头去组织自己的五月十一日，我们[又]联系了各组织负责人，听取了各组织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派这三个人去工作，一致认为这三个人比不上反动的‘权威’和四类干部。 ”然后和3位老师协商了5月17日为行期。

唐、姚、陈三位老师来到北京后，被编为负责北朝各项历史的第一小组。这一年《后汉书》的主要工作是写序言(由第七组出版说明组负责) 根据这一阶段的规划，序言分为二十四史总序和各史出版说明两部分，前者应着重说明“封建史书的反动本质，受到各史书共有的反动立场、反动观点的批评”。 1961年10月21日出版说明组给书局“革命联合指挥部”的信中提到《周书》出版说明：

我组接收的《南齐书》、《陈书》、《周书》三项：前两个原校队人员没有参加这次工作，具体情况我组可以做；《周书》系唐长孺同志学校点，具体由他做比较合适，运转简单，当然，我组做也可以。另外，《南齐书》的出版说明已经成为初稿，因为修改了编辑学校具体例子，所以没有搁置进行修改。

这一阶段撰写的《陈书》出版说明初稿，目前还保留着1967年9月29日、10月28日、11月3日、11月7日、11月14日、1968年1月3日等不同时间的草稿，篇幅不断删减，最终达到2 资料丰富的9月29日草稿前附上的告示说：“这个说明初稿是根据唐老师提供的初稿写的。稿件资料丰富，写得太长，考证引用素材太多。我做的主要是简化重写工作。 ”这本《出版后记》的草稿最终没有被采用，唐长孺先生提供的长篇资料也已不存在，但其中存世宋本(即三朝本)、南鉴本、北鉴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百衲本7本之间，有0755本

在这7个笔记本中，我们选择了殿本作为底本。因为，南、北、汲的三种笔记并没有广为流传，也没有比得上他的书。局本以汲本为底本。所以，这四个笔记，我都不考虑。剩下的三个，关于时代宋本最古老；百纮本据宋本修改，声誉卓著；殿本在清代鲜有非议，但清末以来所有的石印本、翻印本，几乎都是根据殿本。百纶书出版后，张元济在诸史跋中一方面以宋元旧书为荣，另一方面列举了殿本的许多弊误。因此，殿本的评价大幅下降，百袴本身的价格大幅上升。

以防万一，我尝试过校对宋本、殿本、百衲本。现在，以比较的第一、第二两卷为例，在这两卷中，这是他的不是，这是他的不是异文，共有25条。其中宋本错在殿本第18条；殿本错了，宋本是六本；宋本、殿本犯了同样错误的一本书。百衲本与殿本比较，殿本为百衲本错的14本，殿本错、百衲本错的7本。所以，单从这两卷的比较情况来看，这三本笔记，宋本最错，殿本最错。另外，宋本和百衲本多为古体、分体字，殿本一般改为通行体，排印也很方便。因此，这次的校勘是《北周书》，决定以殿本为底本。

图10:1967年9月29日《北周书》局部

由此可见，校本者对校本的选择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前期试校时文字正误情况的统计，而《北周书》时的校本出版说明中，只简单地提到了“上面七种笔记中殿本刻的错误和古体、异体字较少”，大幅地减少了。但由于这一时期思想路线和组织上的混乱，清理工作受到政治干扰，各项历史进展不大。 1968年初，随着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半年多的短暂康复也随之结束。

1971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学校又恢复了就业，又借唐的长孺、陈仲安老师到北京工作。 6月21日，根据书局刘德麟安排的初步计划，“借书者中以白寿彝、唐长孺、王仲荣为主，中华书局具备很大的编辑力量，出版说明《周书》、《周书》和《周书》 ……我想7月初开始工作的话，《周书出版说明（初稿）》等三史的出版说明8月就能写好，年内就能出书了。 ”在9月向出版口报告二十四史工作情况时，他也表示：“这三史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付出的代价。现在已经检查了一遍标点符号和校勘记的通则，稍微有一点错误是个别的，主要问题是校勘记很麻烦。为了使用旧版，可以改变也可以不改变。对于校方存在的主要问题，将在出版说明中向读者解释清楚。这三本书，国庆节前努力在工厂挖版。挖版期间写出版说明，10月中旬发行。 ”《出版说明》在执笔时经过多次修改，发行时已是年底，排放后经过审定，到《周书》真正出书时已是第二年。

回顾从1960年开始工作，学校工作首先受限于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无法集中精力，具体情况还在摸索中。1963年以后，各史点学校的学者在北京集中整理，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但是，1966年以后，风云变幻，政治推翻因为《南齐书》、《陈书》等三史不再出版了。正式出书已经7年了。《周书》页不大，出版的过程也充满了波折，在校勘二十四史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艰辛，也许不是已经经历过这件事的人能准确感知到的。